“谷歌不是一家遵守常規(guī)的公司。我們也不打算做那樣一家公司。”2004年4月的一天，谷歌股票公開上市前，拉里·佩奇在致投資人的一封公開信中這樣說。

“這封信讓華爾街不少人感到困惑。從華爾街的角度來看，這封信就像是伸出中指的無禮挑釁。”作家約翰·巴特爾這樣評價。

“人類本性墮落的大陰溝”

美國第三屆總統(tǒng)托馬斯·杰斐遜曾經(jīng)把華爾街所在的紐約市，比作“人類本性墮落的大陰溝”。

《偉大的博弈——華爾街金融帝國的崛起》作者約翰·S·戈登這樣描寫：“對美國的其他地方而言，紐約通常是邪惡與危險的象征。而對于紐約人來說，這個國家的其他地方充斥著自命不凡的衛(wèi)道士，并且，最要命的是，他們都裝模做樣，非常無聊。”

不過，在硅谷的拉里和謝爾蓋看來，紐約華爾街的游戲規(guī)則才無聊呢，而且腐朽，所以他們起初不想公開上市。他們說：“上市后將導致公司為短期利益著想，采用謹慎的戰(zhàn)略。”謝爾蓋說：“對世界來說，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大問題。我認為我們現(xiàn)在正享受這段時間，我們很自由，有盡可能大的沖勁。”

公司CEO施密特在聽取他們的建議后，在2001年的一次公開采訪時表示，他們在內(nèi)部確實討論過上市問題，但是，“我們現(xiàn)在很賺錢，我們沒有必要公開發(fā)售股票”。

而且，谷歌利用其不上市的隱秘性作為競爭的有力武器。“私營公司的好處之一就是能夠按照上市公司很難做到的方式行事。”施密特這樣說。

此后三年，谷歌多次被媒體追問其上市計劃，它給予了一系列 非正面回答。在一次會議上，謝爾蓋半開玩笑地說谷歌不會上市，因為填寫那些財務報表太繁瑣，令人頭大。

但在各種利益的推動下，谷歌股票公開上市勢在必行。

私下里，谷歌開始就上市問題，與一些投資銀行進行了接觸，在接觸過程中，拉里和謝爾蓋對華爾街的游戲規(guī)則非常厭惡。

華爾街的一些承銷商出于風險規(guī)避以及自身利益的考慮，往往在IPO(首次公開招股)定價程序中隱瞞其所掌握的有效信息，有意壓低股票價格，低估企業(yè)的價值。這樣股票好賣不說，還能夠讓他們服務的客戶從股票交易首日的價格飆升中獲利。就是說，其間充斥了利益輸送問題。

19世紀的詩人奧利佛·溫德爾·霍姆斯曾抱怨說，華爾街所在的紐約是“舔食美國商業(yè)和金融蛋糕上奶油的舌頭”。

到了21世紀，情況仍沒有改變。華爾街大佬控制了IPO的全過程，他們?yōu)楣善痹O定了初始價，確定每位投資者所能分到的股票額度，同時為他們提供的服務收取高額費用。“股票被低于發(fā)行價的價格賣給銀行家和他們的朋友們，在公司成功上市后的短時間內(nèi)，他們會在交易的過程中將股票價格炒高。同時銀行家們還要確保絕大多數(shù)的潛在投資者在先前沒有辦法得到股票。這樣股票的需求量和投資者的購買意愿都會雙雙增長。”Bernard Girard在《谷歌之道》中這樣點評了華爾街那套被人詬病的IPO模式。

不想成為這個“腐敗發(fā)臭”體系的一部分的拉里和謝爾蓋決定按照自己的游戲規(guī)則，來玩這場游戲。首先，他們認為高額的服務費是一種典型的華爾街專制行為，對此他們十分反感。他們決定，谷歌將只為華爾街支付比平時通行的價格低一半多的服務費用，如果哪家經(jīng)紀公司對此不滿，他們可以選擇不參與這筆交易。

接著，拉里和謝爾蓋提出采用與華爾街通用上市模式不同的一種方法，而這掀起了軒然大波，有美國媒體稱之為“對華爾街的清洗”。

荷蘭式鮮花拍賣法

“華爾街的投資銀行被看作了一個工具，而不是合作伙伴。”一位金融專業(yè)人士這樣評價來到華爾街的谷歌小子。

谷歌派人召集了十多家投資銀行，并要求他們在24小時內(nèi)簽署保密協(xié)議。隨后，谷歌給這些投資銀行發(fā)了一份詳細的調查問卷，像考官一樣詢問這些投資銀行的承銷歷史，譬如會問到這些投行所承銷股票的市場表現(xiàn)如何，以及它們是如何承銷這些股票的。谷歌還向他們征求IPO時機和定價意見。

谷歌讓這些投行回答了一堆問題，但它自己卻三緘其口，不肯提供任何財務數(shù)據(jù)。 

因此，投資銀行只得依據(jù)從其他互聯(lián)網(wǎng)公司身上推導出來的假設數(shù)據(jù)，以及他們自己對谷歌業(yè)務的估計，對其價值進行預測。一位參與這項工作的投資銀行人士稱：“那是一次難以置信的辯論。”

在華爾街人士看來，這是一次羞辱，是自以為奇貨可居的谷歌小子的傲慢展示。

后來，施密特的一段訪談證實了這種“傲慢”：“我們管理谷歌的方式很適合這家公司。如果你不喜歡這樣的方式，那就別參與。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自愿的，我們沒有強迫你來，不是嗎?”

《華爾街日報》評論：“谷歌是一家罕見的初創(chuàng)公司，它掌握了如此大的權力，以致于它可以堅持按自己的路線完成IPO過程。它與眾不同的公司文化和控制欲，重塑了一直沉寂的投資銀行體系，造成了該公司與投資銀行的緊張關系。”

但谷歌為IPO支付近1億美元的融資服務費用，像一根吊在投資銀行面前的胡蘿卜。它們在牢騷中，填完了問卷，期待谷歌的青睞。 

隨后，谷歌根據(jù)問卷結果，篩選出一些有實力的投資銀行面談，包括高盛、摩根士丹利、花旗、摩根大通和雷曼兄弟。谷歌的首席財務官和法律總顧問又對他們進行了一番事無巨細的盤問。 

谷歌繼續(xù)保持著密不透風和把持一切的態(tài)度，它提醒這些華爾街大佬不要等消息。一位投行人士惱怒地說：“我從未見過這樣的事，一點交流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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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爾街大佬一番焦急等待后，谷歌終于給出了答案：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和摩根士丹利被選中擔當其IPO的聯(lián)系牽頭行。

其他辛苦一番而落選的華爾街大佬開始釋放出對谷歌的怨言。谷歌充耳不聞，它隨后推出的上市游戲規(guī)則，更是沖擊了華爾街的利益底線，讓華爾街人士惱怒萬分。

谷歌決定采用荷蘭式鮮花拍賣法，一種在華爾街很少采用的模式，這種拍賣法的基本原則是出價最高者得標。

簡單來說，采用荷蘭式鮮花拍賣法，更多的小投資者就有機會購買該公司的股票。這種方法很受拉里和謝爾蓋喜歡，因為這樣可以擺脫大機構的束縛，把長期以來低買高賣、從中漁利的投資銀行貶成了從事機械勞動的點票機。他們偏愛這種由大眾智慧定價的模式，青睞機構投資者之外的散戶也與其把控公司未來發(fā)展走向的心理有關。

時任甲骨文董事長杰夫稱贊谷歌這種方式開創(chuàng)了股票上市史上的先河：“我們也曾經(jīng)想過很長時間，如果要上市的話，我們也要通過拍賣方式。不過這需要像谷歌這樣具有強勢品牌實力的企業(yè)才能做到。現(xiàn)在我們有了一個試驗案例了。”

“總體來講，拉里和謝爾蓋不像我那樣重視傳統(tǒng)智慧。”施密特說，“不管傳統(tǒng)智慧是什么，他們都對之持懷疑態(tài)度。他們認為，如果我們的股票要上市，那么應該采取一種有效的方式，來解決這個過程中存在的不合理現(xiàn)象。”

而哲學家黑格爾說過：“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在華爾街人士看來，原來通用的IPO方式在華爾街流行了上百年，這才合理，且不說，這種方式給華爾街大佬帶去了滾滾財源。從谷歌身上賺不著錢倒也罷了，可是，谷歌卻要打碎他們習以為常的金飯碗，“是可忍，孰不可忍”。

反對谷歌的風云在華爾街凝聚，并擴散開去。

從小紅帽到狼外婆

“我們當了4個月的IPO足球，被各方踢來踢去。”施密特曾這樣回憶谷歌辛酸的上市歷程。

但華爾街人士認為這是谷歌自找的，一位退出谷歌上市業(yè)務的基金管理人士說：“谷歌起勁地抨擊華爾街的廣大成員，這顯然傷害了他們。”

2004年4月，拉里的那封致投資人的公開信尤其讓華爾街人士惱火，信中警告華爾街以及那些不認同他們公司理念的投資者躲到一邊兒去。

谷歌早期投資者——紅杉資本的莫里茨，在看到這封信的片段后，苦勸拉里和謝爾蓋含蓄一些。最后，他們總算做出讓步，允許莫里茨修改一下，但在這封信公開前的那天晚上，莫里茨才拿到信的副本。時間已經(jīng)不多，莫里茨連夜改寫，銼平一些尖銳部分，讓口氣變得理智些，但其中的主體意思，他無權改變。

拉里在信中表示，他們不會像大多數(shù)的上市公司那樣提供財務季度報表，稱如果管理團隊的注意力都放到一系列短期的目標上，就會像一個想減肥的人每半小時就稱一次體重那樣毫無意義。

拉里還稱，他們準備采用一種雙重股票結構。一般慣例是同股同酬同等權利，每股都有一份投票權。但谷歌采用A、B兩型的模式，A型股票賣給公眾，B型股票由“自己人”持有，B型股票的投票權是A型的10倍。這種結構能夠讓擁有將近33%的B股股權的谷歌創(chuàng)始人牢牢地控制公司的命運。拉里承認：“新投資者對于本公司戰(zhàn)略決策的影響，將大大小于他們在其他上市公司所擁有的影響。”其潛臺詞是買我的股票，其他的你就別管了。

“晴天搖動清江底，晚日浮沉急浪中。”公開信發(fā)布后，谷歌遭到了華爾街潮涌般的批評。

第一美國科技基金的投資主管巴里·蘭德爾稱谷歌的言論“顯得有些狂妄自大”。他說：“任何上市公司都得接受同樣的管理，這種偏激的言論只會有損于谷歌的未來市場發(fā)展。”

“賦予一小撮投資者超級投票權利從根本上說是不公平的。”美國機構投資者委員會高管安·雅格表示，“那幾乎是非美國式的。”

“現(xiàn)實遠沒有神秘主義更加令人激動，谷歌公共關系部門也正是利用這一點以維護公司的聲望。但所有的虛張聲勢都不會持續(xù)太久，時間會檢驗一切。谷歌可以聲稱自己不是一家傳統(tǒng)的公司，但網(wǎng)景等許多其它曾經(jīng)曇花一現(xiàn)的熱門公司，也可以認為他們曾經(jīng)在某種程度上打破了企業(yè)模式的窠臼。”市場分析人士Charles Cooper撰文抨擊。

紐約對沖基金Circle T Partners的負責人Seth Tobias說：“在這場IPO中，我們很可能會離場觀望。”他表示，谷歌上市后的交易可能和公司實施的拍賣過程一樣令人迷惑，這可能導致其股價走低。

美林公司在沒有任何公開解釋的情況下宣布退出谷歌IPO項目，并要求其個人及機構客戶對該股票持謹慎態(tài)度。這在華爾街形成了連鎖反應。

一家投資銀行的金融顧問稱，公司通知他去警告散戶離谷歌遠遠的，因為整個事情是個大“爛攤子”。

“這種反應部分是由于華爾街的憤怒，因為我們在按自己的方式運行，而不是他們的游戲規(guī)則。”一位谷歌高管回應。

谷歌的一位高管還嘴硬地說：“重要的是新聞界怎樣看你，而不是華爾街怎樣看你。”

可令谷歌沒想到的是，媒體也迅速掉轉槍口，將火力對準了了谷歌。“我不想批評谷歌的動機。”《企業(yè)圖書館》主編內(nèi)爾·米諾表示，“但我永遠不會去買或者推薦沒有投票權，或是投票權受限制的股票。”

《買入谷歌股票要三思而行》、《谷歌首次公開發(fā)行股票?不，謝謝》、《谷歌首次公開發(fā)行股票：沒感到幸運》、《谷歌這個股票：投資者需當心》等這樣一系列標題醒目的文章刊發(fā)在紐約的報刊上，并在全國范圍內(nèi)蔓延。

接受《商業(yè)周刊》采訪的大多數(shù)機構投資者稱，對購買谷歌股票并沒有太大的熱情。

《紐約時報》的一篇報道對谷歌上市計劃充斥著抨擊的字眼，如“重返上世紀90年代后期的虛假繁榮”、“過多的網(wǎng)絡公司泡沫”、“異常高的溢價”、“更多地基于操作因素，而不是公司基本面”。也就是說，谷歌迅速從媒體筆下清新的小紅帽演化成“居心叵測的狼外婆”，有人稱其中閃現(xiàn)著華爾街勢力操控輿論的影子。

施密特回憶說：“在首次公司發(fā)行股票前的4個月里，我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最糟糕的新聞報道。”谷歌滿心委屈，正所謂“萬里歸船弄長笛，此心吾與白鷗盟”。 

各種打擊紛至沓來，谷歌內(nèi)部曾探討是否將IPO推遲到秋天。“我們進行了簡短的討論，衡量了推遲它的好處和壞處。”紅杉資本的莫里茨回憶，“我們認真考慮的問題是，假若我們推遲到10月，那時的形勢是否會有所好轉。而我們最后的決定是，繼續(xù)這個進程，迅速搞定它，然后集中精力進行重要的日常經(jīng)營業(yè)務。我想這是個正確的選擇。否則，我們還要進行3個月的死亡行軍，而這是對公司的一個重大牽制。”

被上市事宜折磨得快崩潰了的拉里和謝爾蓋，認為長痛不如短痛，他們一天也不想延遲。 

為了提升人們對谷歌股票上市的信心，在莫里茨的建議下，谷歌將IPO的價格范圍降低到85～95美元每股，這可以看做是向華爾街資本勢力某種程度的妥協(xié)。這樣一來，人們在交易首日就可能會看到股票價格大幅上升，投資者們也會對谷歌很滿意。同時，莫里茨也表示紅杉資本會繼續(xù)持有他們原本打算出售的谷歌股票，這也增強了人們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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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戲沒有被導演好

“谷歌的上市過程是一場沒有導演好的大戲。”《華爾街日報》這樣評價。

“畫眉深淺入時無?”答案很快揭曉。2004年8月19日，谷歌股票正式公開上市交易。

然而，谷歌股票在正式開盤前出現(xiàn)了罕見的交易錯誤。交易屏幕一度顯示谷歌的股票在135至140美元間進行交易，遠遠超過85美元的發(fā)行價。納斯達克的女發(fā)言人西爾維亞·達維后來透露：“一家券商提供了錯誤的數(shù)據(jù)”。

修正錯誤后，股市開盤。

谷歌掛牌交易后股價立刻高開15美元，以100.01美元開盤。開盤幾分鐘內(nèi)，股價曾經(jīng)跌至97.48美元，但不久股價開始反彈并始終維持在100美元之上，最后以100.3美元收盤，較85美元的發(fā)行價高出15.3美元，漲幅18.04%。

這個數(shù)字讓華爾街和谷歌都松了一口氣，這是雙方期望值中間的一個價格，雙方都保持了顏面。

走出交易大廳，側身進了旅行車的拉里·佩奇掏出手機，大喊：“我要給我媽媽打電話。”隨同的幾位谷歌高管拿出手機，也紛紛嚷著“我要給我媽媽打電話”。

隨后，谷歌為成功上市舉辦了慶祝會。慶祝會上，兩位女服務員花枝亂顫地引發(fā)了一場慌亂，她們大呼小叫地找紙巾和清潔劑。原來紅光滿面的拉里坐上了一塊奶油蛋糕，而且他還做得筆直。

“這種事經(jīng)常會發(fā)生。”施密特聳聳肩，對著《CQ》雜志的記者自我解嘲，“我們還見過比這更糟糕的呢!”（作者姜洪軍，本文摘自《谷歌風云》一書，科學出版社出版） 

作者手記

防范鼠疫般偏執(zhí)的背后

“谷歌的兩位創(chuàng)始人就像防范鼠疫一樣，盡量避免那些在他們看來可能影響公司向正確方向發(fā)展的因素。”作家丹尼爾·伊克比亞在《谷歌是如何控制世界的》中曾這樣評價。

而市場分析師馬丁·馬漢尼表示：“任何一家私營公司上市后，它就得接受更多的監(jiān)督管理，因此它也就必須改變自己以前的企業(yè)行為。”

起初，拉里和謝爾蓋對谷歌公司上市這件事持抵觸情緒有三個原因：

首先是來自他們內(nèi)心深處對資本勢力的恐懼，害怕其左右公司的走向，使他們失去對公司未來發(fā)展方向的把控。

其次，許多公司沒上市前，充滿了激情與活力，上市后，員工因一夜暴富而迷失自我，失去了工作動力和創(chuàng)新欲望。時任甲骨文董事長的杰夫·亨里稱，谷歌一旦上市，很可能要變得“肥胖、聾啞、懶惰”：“企業(yè)賺了很多錢，每個人都被養(yǎng)得肥肥的，凡事懶得過問，一副樂呵呵滿足的樣子。”拉里和謝爾蓋擔心的就是這一幕在谷歌上演。

最后一點，公司上市后，他們就成了公眾人物，他們擔心自己的生活方式會因媒體曝光而改變，失去很多自由，其家人也可能面臨著被覬覦的危險。 

但是有多種力量在推動谷歌走上IPO之路：

谷歌在創(chuàng)業(yè)初期已經(jīng)接受了紅杉和KPCB的風險投資，就是說谷歌已經(jīng)走上了上市之路，因為風險資本需要通過上市來獲利退出。而且在谷歌創(chuàng)業(yè)早期，為了節(jié)省資金，拉里和謝爾蓋給員工開出了兩種薪酬模式，一種是股票期權加較低的薪酬，另外一種是高一些的薪酬，但沒有股票期權。對于選擇了股票期權的員工來說，他們有著強烈的上市要求。

拉里和謝爾蓋曾嘗試采用回購股份或者實施影子股票計劃，來避免公司的上市。但這些計劃不但遭到風險投資人的反對，也遭到了谷歌持有股票期權員工的反對。

此外，令這兩位谷歌創(chuàng)始人也無法否認的是，谷歌要想在微軟、雅虎、美國在線等強敵環(huán)伺的環(huán)境里生存，它必須通過上市，借助資本的力量做大做強。

“卷地風來忽吹散”，拉里和謝爾蓋讓谷歌繼續(xù)成為一家私營企業(yè)的設想化為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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